“我算过了，就是想听你说。”
林远舟就会放下手里的东西——有时候是书，有时候是报纸，有时候是一份从车间带回来的设备说明书——把账重新算一遍给她听。
十套房子，按当前的成
均价计算，市值大概三百万左右——他的话速不快，咬字清晰——减去贷款的余额，九十几万——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，得出一个数字——净资产将近两百万。
苏小禾每听一次，都会沉默几秒钟。
她坐在沙发上，目光没有焦点地看着前方某一个点——像是在脑海中把那个数字从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的画面。
然后她会小声说一句“真多啊”。
那三个字她说得很轻——不是那种夸张的惊叹，像是一个
在确认一件自己还不太敢完全相信的事
时，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，终于忍不住说出了
。
然后她会想起什么似的，忽然收起脸上的表，转过
来，用一种郑重的语气加上一句：“你以后可不能飘。”
林远舟看着她认真的表——她说话的时候眉微微皱起，目光直直地盯着他，像是在审视一个随时可能犯错误的学生——他点了点。
那个点的动作幅度不大，但很肯定。
“这个家是你和我一起扛起来的，”苏小禾说，语气难得地郑重——没有平时的玩笑和撒娇，没有那些叽叽喳喳的活泼，只有一种沉静的、认真的、一字一句的郑重，“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一个也扛不住。所以你不许跑——不许丢下我一个——也不许飘，听到没有？”
“听到了。”
“发誓。”
“我发誓。”
苏小禾盯着他的眼睛——她注视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些，像是要从他瞳孔的最
处找出任何一丝敷衍或者动摇的痕迹——看了好一会儿，确认他说的不是敷衍话，确认他的目光没有闪烁，确认他下
的线条没有一丝一毫的松弛。
然后她满意地点了点，把目光收回去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冰箱前，打开冰箱门，把那张财务报表从冰箱门上揭下来——磁贴被取下时发出极小的咔嗒声。
她拿着那张纸走到书桌前坐下来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新的a4纸，铺平，拿起笔，重新开始抄写。
她抄得比上一版更加工整——表格线画得更直了，数字排列得更整齐了，字与字之间的间距也更均匀了。
抄完之后，她又一次走到冰箱前，把新抄好的一版贴上去，位置比原来那一版偏左了两厘米——因为她觉得那个位置看起来更对称一些。
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夏风吹得沙沙作响，绿色的叶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泽。
二〇〇一年的浦东——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已经投
运营两年了，八十八层的银色塔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成了浦东天际线上一道无法忽视的坐标。
外高桥保税区的集装箱卡车
夜不停地穿梭在马路上，那些巨大的、涂着各色标志的集装箱在卡车的牵引下轰隆隆地驶过，扬起一阵阵混合着尾气和灰尘的热风。
那些从全国各地坐了几十个小时绿皮火车来到上海的年轻们——有些攒够了钱回了老家，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店，或者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栋新楼；有些留了下来，住进了像高桥新苑这样的房子里——那些六十平方米的、隔着几个单间的、没有电梯的、但
净而明亮的房子里——在那些房间里摆放着他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桌椅、从超市买来的被褥、从老家带来的搪瓷脸盆和毛巾——开始了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扎根的第一步。
而苏小禾——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上海本地姑娘，血管里流着杨浦老弄堂的水汽和菜市场的烟火气的姑娘，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那些房子的门。
她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连衣裙，或者那件鹅黄色的旧针织衫，背上她的小布包——包里装着她的硬壳笔记本、一支圆珠笔、一叠收据和一把钥匙——站在那些褐色的防盗门前。
她抬手，在门板上不紧不慢地敲三下，然后退后半步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微微抬起下，等着里面传出拖鞋踢踢踏踏的声音。
“老板娘来收租啦——”
门开了。里面的笑着递上来一叠钞票——那些钞票被叠得整整齐齐的，带着他们这个月劳作之后余温似的触感。
苏小禾接过来，蘸了点唾沫，一张一张地数。
她的拇指和食指捻过每一张钞票的边角——那些被反复折叠过的、带着体温的纸币在她的指尖依次滑过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。
数完了，她撕下一张收据，低下，圆珠笔在纸面上移动，在收款那一栏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那三个字写得很稳，每一笔都不急不缓。
她把收据递过去的时候，嘴角总是翘着的。
那是一种被认可、被需要、和
的一